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緊緊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新時代新征程各領域改革進行了總動員、總部署。《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特別強調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法，也是一項非常艱巨的歷史性任務。
第一，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思想解放和實踐探索的最新成果，是改革理論和目標新的深化和創新
46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定，但并沒有提出明確的改革目標。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是第一次涉及改革目標模式。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作為目標模式，理論上是一個突破。黨的十四大第一次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將黨的十四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設計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藍圖，成為20世紀90年代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黨的十六大宣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國改革進入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改革進入新時代新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特別是首先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提出，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此，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中國改革新的主線和主要目標。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要求，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志著應對新形勢、新挑戰的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目標明確、時間表清晰但任務又十分艱巨的新的歷史進程。
中國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社會實踐。中國改革目標的不斷深化，都是思想解放和實踐探索的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沒有思想大解放，就不會有改革大突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號召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經濟活力。這是我們完成改革目標必須堅持的原則。
第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堅持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
2020年，在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在第一次提出新時代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目標的同時，明確提出了七個關鍵領域的改革舉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篇章中，重點對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任務進行闡釋。總的來看，兩個文件對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標準和任務的表述，是一脈相承、完全一致的。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堅持問題導向，著力圍繞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謀劃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強調，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依然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如市場體系仍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等等。這是近年來中央對當前矛盾和問題分析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這也反映了中央的清醒：一方面，堅持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不動搖，這是目標導向；另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改革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問題，這是問題導向。
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仍然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是能否如期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和試金石。這個問題的難度關鍵在于，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是要處理好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問題，這也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堅持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計劃經濟；反之，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市場經濟。換個角度說，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高水平的市場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形式。資源配置的問題解決不好，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更遑論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這次《決定》也強調，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決定》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這句話也很重要。“放得活”是前提、是重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要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充分發揮作用。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這樣才能放得活。而“管得住”講的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也管不住的事情。“管”不是簡單下行政命令，而是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主要還是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更好地完善宏觀調控與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
第三，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準確把握各項重點任務的核心要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共部署了300多項改革舉措，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全面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抓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準確把握各項改革任務的核心要義。
一是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培育和發展更有活力、競爭力、創造力的市場主體。要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當前，更重要的是制定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以及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要從法治層面穩定預期，增強發展信心；破除市場準入壁壘，完善民營經濟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健全涉企收費長效監管，打擊“遠洋捕撈”等異地趨利性執法現象。其關鍵還是要保證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二是構建高標準全國統一大市場，這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要圍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這項改革任務的關鍵是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堅決破除行業壟斷、所有制歧視、地方保護和市場壁壘，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重點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
三是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種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活力充分釋放。完善主要由市場供給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不當干預。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重點是堅決突破城鄉二元體制對土地要素市場化的制度障礙，充分發揮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積極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重點是堅決突破戶籍、所有制等身份差異對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市場化配置的制度障礙，推動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著力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激發人才創新創業活力；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重點是堅持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加快建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深化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股票發行注冊制；技術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重點是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技術要素的配置與干預，激發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經濟的科技創新活力；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重點是通過積極完善數據要素的產權制度，推進數據要素確權、定價、流通、交易的標準化、市場化進程，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應該說，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最關鍵、最基礎性的任務，也是市場化改革成敗的關鍵。
四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包括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查同罪同罰，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社會信用制度等等。
五是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責權分工清晰的中央地方關系，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包括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協調機制，圍繞實施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和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競爭、產業、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強地方自主財力，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同時，還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健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
六是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勾畫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和任務。制度開放方面，要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和金融領域等方面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外資外貿方面，要強化貿易政策和財稅、金融產業政策協同落實，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市場有序擴大開放。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穩妥推進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金融領域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